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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以往，綠色將成為未來和金錢掛鉤最緊密的話題之一，尤其是2030年“碳達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確立之后。
“兩會”以后，從鋼鐵、有色、水泥到環保，“碳中和”概念股成為市場資金追逐的焦點，2月以來，申萬鋼鐵指數已累計上漲20%，位居申萬28個行業的首位。市場甚至高呼：新一輪供給側改革來了！根據一些智庫的初期測算，在今后10年，中國關于綠色發展的投資級別是在百萬億元級的水平，“2060碳中和”目標的實現需要全新的低碳發展轉型戰略，這其實就是一場技術革新，倒逼中國的能源轉型，使其逐步擺脫對化石燃料、燃煤電廠的依賴，這種轉型需要決心，也需要龐大的資金和對綠色、低碳技術的大規模研發、應用和推廣，以突破現有技術瓶頸和在多個行業的全面運用。
任務艱巨。中國從“碳達峰”目標到“碳中和”目標之間只有大約30年的時間，英國和法國用了59年，美國用了43年，日本用了37年，因此中國面臨著更大的挑戰。
不少發達國家早就實現了工業化，有些已經實現了“碳達峰”，而中國仍在發展階段。中國2021年“6%以上”的GDP增速目標看似保守，但這事實上有助于“碳中和”目標的實現。
拉長來看，要實現2035年的遠景目標，GDP增速每年至少應該在4.7%以上，這一增速目標絕對不低，因此從現在開始可持續性將成為重點。
“碳中和”挑戰巨大
氣候變化是人類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其嚴峻性在新冠疫情后更為全球社會所關注。早前，196個締約方一致通過的《巴黎協定》，為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做出了安排，提出“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C之內，并努力將氣溫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1.5°C之內”。要實現該目標，必須攜手推進碳中和，中國的30/60承諾也引發全球社會關注。
聯合國把2050年碳中和作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要求締約方在2020年之前通報本世紀中葉長期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戰略。因此，從2018年開始各國紛紛作出碳中和承諾，多數把目標設在2050年。
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數據，已有49個國家在2010年之前實現碳達峰，占當時全球排放量的36%。已有29個國家和地區提出碳中和目標。其中，蘇里南和不丹已實現碳中和，芬蘭、奧地利、冰島和瑞典承諾提前5-15年實現碳中和，有22個國家和地區把目標設立在2050年，我國是2060年。另有98個國家正在就碳中和目標進行討論。
中國實現碳中和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比發達國家更多。雖然相較于歐洲和日韓等國家，中國所宣布的碳中和目標年份晚了10年，但是大多數發達國家更早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碳排放已經達峰并進入下降通道，而中國碳排放還在增長；同時，中國電力供給結構以煤炭為主導，轉型難度大；交通、工業、建筑等部門脫碳技術仍待突破。
歐盟是應對氣候變化的模范生，頂層設計和法律制定是歐洲脫穎而出的關鍵。根據歐盟統計局數據，2019年可再生能源在終端能源消費總量中的占比為19.7%，基本提前一年實現了到2020年占20%的目標。歐盟委員會在2018年11月率先提出到2050年實現氣候中性的歐洲愿景，并于2020年3月提交《歐洲氣候法》，以立法的形式確保目標達成。
相比之下，在氣候問題上，美國的表現有些反復無常。美國是全球第二大排放國，2019年排放量占全球的12.6%。繼2001年退出《京都議定書》后，2017年特朗普總統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再次震驚世人，使全球碳中和目標蒙上陰影。直到今年2月拜登總統上臺，美國才重新加入，并承諾2050年實現碳中和。目前，已有6個州通過立法設定了到2045年或2050年實現100%清潔能源的目標。
作為全球第一排放大國，中國2019年排放量仍增長了3.1%。在簽署聯合國《1.5°C商業目標承諾》的407家公司中，僅有京東物流、37互娛、鴻海精密等8家中國公司，占比不到2%，和智利并列居全球第16位。目前，僅有秦淮數據、騰訊和螞蟻三家科技公司明確表態碳中和。與歐美國家相比，我國的低碳綠色意識還比較薄弱，亟需提升國民碳素養，充分發揮龍頭企業的示范帶動作用，創新推動碳中和工作。
就目前而言，有些行業實現“碳中和”更容易，有些則更具挑戰性。
例如，電力領域更具希望，中國的產業鏈和基礎設施都較為齊全。從2010年開始，中國風電和光伏發電裝機容量大幅增長，目前裝機容量分別超過2億千瓦，占全球份額也都超過30%。由于技術進步和發電成本大幅下降，風電和光伏將有巨大的發展前景。
在交通運輸領域，乘用車向電動車的轉型更為容易，未來幾年新能源車的滲透率也將不斷上升。但是，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也提出，重型貨車碳排放目前占中國道路交通二氧化碳排放的40%-55%，仍缺乏商業化量產的電動化技術。
整體交通運輸領域仍是最難實現碳中和的領域之一。根據國際能源署預測，未來全球交通運輸行業石油需求和碳排放增長主要來源于貨運，其中，中國貨運排放增長將占全球貨運交通碳排放增長的90%。
目前純電技術的電池能量密度有限，限制了貨車的續航里程，且常規動力電池難以提供貨車所需的強大動力。
另一場供給側改革？
近期碳中和概念股成為市場資金追逐的熱點，這是因為市場觀點認為，碳中和的推進將在上游周期行業掀起新一輪的供給側改革。2016年的供給側改革對A股造成深遠影響。
如今的“碳中和”與供給側改革有何不同？首先從出發點看，2016年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淘汰落后產能。以鋼鐵行業為例，2016-2018年供給側改革淘汰1.5億噸產能，取締1.4億噸地條鋼，過剩產能逐步出清的同時，產能利用率和噸鋼盈利也得到提升；而碳中和主要著眼于減少碳排放，實現的路徑除了淘汰碳排放高的行業或者限制其產能之外，更重要的在于結構的調整。
我國碳排放部門結構中，電力部門占比最高，約為51%，其次是工業（28%）和交通運輸（10%）。而在工業部門中，又以有色、鋼鐵、化工、石化行業的碳排放量最高。總量上的控制自然是繞不開上述這些行業的，不過由于大部分行業在經歷了上一輪供給側改革后，行業集中度都有明顯抬升，限制產能對于供給端的實際影響可能不如上一次那么大。
但另一方面，傳統周期行業的節能提效空間確實很大，這對于減少碳排放而言更為重要。以鋁生產為例，電解環節是能耗和碳排放最大的階段。其能耗和排放量分別占整個生產周期總量的76%和89%，而回收與處理以及再生鋁生產則是能耗和碳排放量最小的生命周期階段，僅占能耗和碳排放總量的0.8%和0.2%。由此可見，以再生鋁替代原生鋁能夠極大降低鋁生產的能耗和碳排放。鋼鐵行業同樣如此。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電爐鋼以及再生鋁產量占比仍處于較低水平，中長期來看，加大低碳排放生產技術的部署，能夠從結構上解決傳統周期行業能耗大的問題，從而在不影響供給的情況下實現能效的提升。
另從時間表來看，相較于供給側改革的“陣痛”，“碳中和”更像是一場持久戰。目前較為明確的時間點是2030年和2060年，為消化產能和技術改造留岀了足夠的時間，后續政策和監管落地節奏仍需觀察。
碳交易成焦點
除了總量控制和結構優化之外，通過市場化手段減排是碳中和區別于供給側改革的另一大特征，碳交易成了市場關注焦點。
今年2月，醞釀10年之久的全國碳交易市場終于開市。按照《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的要求，企業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達到26萬噸二氧化碳當量，折合能源消費量約1萬噸標煤，即納入溫室氣體重點排放單位，應當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報告碳排放數據、清繳碳排放配額、公開交易等信息并接受監管。
對于傳統高耗能、高排放行業而言，碳交易市場的啟動意味著，供給約束下其利潤走勢不會簡單重復供給側改革的路徑。2016年供給側改革驅動上游行業的盈利迎來明顯改善，尤以煤炭、鋼鐵行業最為突出。但由于碳交易的存在，即便規模更大、產線更先進、技術儲備更豐富的龍頭企業能夠受益于產業結構的優化，但也面臨著以利潤交易配額的問題。
最典型的一個例子便是特斯拉——2020年特斯拉通過出售碳排放額度獲得14億美元，同期其凈利潤近為7.21億美元，顯然如果2020年沒有這項收入的進賬，特斯拉的主營業務可能岀現虧損；另外，國內新能源車企業蔚來汽車在2020年也通過出售碳排放額度獲得近億元的收入，在汽車業務凈虧損的情況下賣碳排放額度反倒是成為了所有收入業務中最大的亮點。
據國家發改委的初步分析，如果按照八大行業來測算，未來的碳排放量將會達到毎年30億到40億噸的規模。如果是僅僅以現貨交易，不推行期貨交易，其交易金額是每年12億到80億元。如果加上期貨，那么交易金額就會大幅度提升，有可能達到600億到5000億元。因此長期來看，隨著碳交易的擴容，手握碳排放額度的清潔能源產業將收到來自傳統高能耗行業的大額“補貼”。
2020年，全球碳市場的價值達到了創紀錄的2290億歐元，比2017年增長了5倍，其中歐盟的排放交易系統占近90%。在歐盟市場，金融機構是碳交易市場的積極參與者，主要的交易品種為碳排放權期貨。這是因為碳排放權期貨作為一種新型金融投資工具，具有其他資產無法比擬的優點。
一方面，碳排放權期貨價格趨勢比較確定，長期來看，為了達成減排目標，世界各國都會逐漸收緊碳排放量，因此碳排放權價格上漲確定性較高；另一方面，碳排放權價格與其他資產價格相關性很低，可以作為分散風險的手段。
當前，我國的碳減排政策取向明確，嚴格程度會逐步提升。生態環境部年初發布了《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列出了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第一個履約周期覆蓋的2225家發電企業。這些企業只是發電全行業中的一部分，而發電行業的排放量又只占全國排放量的約30%，未來覆蓋的范圍將會擴大。當前碳排放超量企業需為超過碳排放權上限的20%排放量付費，有一定違約成本。
另一場技術革新
說到底，要實現“碳中和”就意味著顛覆性的能源革命、科技革命和經濟轉型。當前很多實現碳中和的技術還不成熟，需要重大領域的科技突破，涵蓋的科技領域不僅包含能源，還涉及交通、建筑、工業、農業、生物科技、信息通信技術、人工智能等。
整體而言，中國對“碳達峰”“碳中和”的重視將帶來很多投資機遇。例如：太陽能/風能設備制造商（太陽能/風能發電裝置裝配提速），電動車（提升電動車滲透率），儲能運營商（新能源儲能需求強勁增長），電池生產商（電池儲能需求增加）， 生物可降解材料（對于塑料的替代性需求上升），電網設備制造商（升級電網系統的需求上升），化學品制造商（儲能電池對于化學品的需求上升）。
值得一提的是，負碳排放是目前各界關注的焦點，即碳匯、CCUS、直接空氣碳捕集（DAC）技術。碳匯是指通過植樹造林、森林管理、植被恢復等措施，利用植物光合作用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并將其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以減少空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
通過認證機制確認的碳匯（證明碳匯的額外性）將可以進行交易，購買碳匯的機構和個人可以用來抵消自身的碳排放；CCUS（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equestration）是指碳捕集、利用與封存，就是把二氧化碳收集起來進行利用或者進行封存（如地下、海底等）。
目前制約CCUS廣泛運用的主要因素是其成本高昂，目前全球只有大約20個商業化CCUS項目運營。CCUS成本包括捕集成本、運輸和儲存成本以及最后的利用或封存成本，不同的項目成本區別較大。僅以捕集成本舉例，工業過程中高濃度二氧化碳捕集成本大約每噸二氧化碳15-25美元，低濃度二氧化碳（如水泥、燃煤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碳）捕捉成本為每噸40-120美元。
盡管如此，機構仍認為“碳捕捉”大有可為，CSS是實現水泥、能源回收和生物燃料等領域脫碳的唯一可行方法，是中長期應對氣候變化的利器。有研究提及，預計碳捕捉市場在未來10年將增長5倍。
例如，Aker碳捕捉公司（Aker Carbon Capture，下稱“ACC”）是挪威一家領先的碳捕捉技術提供商，ACC的目標是在歐洲水泥、能源轉化、藍色氫和電力生產的CCS領域占據主導地位。行業研究顯示，ACC有潛力在2025年前獲得1000萬噸/年的二氧化碳捕獲合同。
當然，市場仍處于起步階段，競爭壓力和技術發展也存在不確定性。不過整體行業的前景廣闊，中國也有與碳捕捉相關的企業。
國際能源署預計，到2030年，CCS市場將增長5倍，從目前每年捕捉1.6億噸二氧化碳上升到1.8億噸。到2050年，CCS/CCUS可以減少目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的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