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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對碳中和理念的理解發生了本質性變化，一是過去實踐經驗表明環保治理的負向影響有限，測出經濟可承受，高質量發展戰略將增長與環保辯證統一。二是未來光伏、新能源等行業從補貼期逐步進入盈利期，這類行業有望加速發展促進我國供給體系的變化，為碳中和理念的推進奠定基礎。
碳中和理念發生本質性變化，布局未來指引長期投資主線
2020年9月高層提出碳中和理念以來，政府、學界及市場的關注度不斷提升，是我國未來的長期戰略方向，也是資本市場的長期投資主線。我們認為，我國對碳中和理念發生了本質性變化，這是我國當下進行的主動戰略選擇，原因主要在于兩個方面，其一是過去實踐經驗表明環保治理的負向影響有限，測出經濟可承受；其二是未來光伏、新能源等從補貼期逐步進入盈利期的行業，為碳中和理念的推進奠定基礎。
環保負面影響有限，實踐測出經濟可承受
我國的環保治理實踐經驗表明我國經濟可承受環保治理帶來的擾動。從我國三次力度較大的環保治理歷史經驗來看，2013年大氣污染整治、2017年環保限產、2018-2020年三大攻堅戰環保治理對經濟的負面擾動均較為有限，“經濟可承受”成為我國環保推進的重要基礎，為碳中和未來的持續推進奠定基礎。
光伏、新能源車進入盈利期，未來增長有望加速
隨著終端需求的增長和技術進步帶動成本下行，光伏、新能源車等行業從產業補貼階段逐步進入盈利階段，在“30達峰60中和”目標框架下估算，未來光伏及新能源車的市場空間較大，進入盈利期有助于帶動上述行業未來加速發展。我們認為，也正是行業端開始進入盈利階段，給予高層信心，加速推進相關行業發展，優化供給結構，替代現有的高污染、高能耗的產業供給。
風險提示：政策落地不及預期，全球爆發經濟、金融危機。
環保負面影響有限， 實踐測出經濟可承受
當下我國對碳中和理念的理解發生了本質性變化，我們認為其中一項重要原因在于，我國在政策實踐過程中發現，環保對經濟的負面擾動有限，促進增長和保護環境的“矛盾”在高質量發展的思路下辯證統一，“經濟可承受”成為我國環保推進的重要基礎，這在霧霾治理、2017年環保限產、2018-2020年三大攻堅戰等時期均有表現。
霧霾治理對GDP影響有限
粗獷式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我國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出現了一系列環保生態問題，大氣污染是突出的“問題”領域，霧霾治理迫在眉睫。2013年國務院發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以下簡稱《行動計劃》），以此作為全國大氣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指南。《行動計劃》提出，經過五年努力，使全國空氣質量總體改善，重污染天氣較大幅度減少；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空氣質量明顯好轉。力爭再用五年或更長時間，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氣，全國空氣質量明顯改善。
2013年《行動計劃》提出的具體指標是：到2017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顆粒物濃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優良天數逐年提高；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細顆粒物濃度分別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細顆粒物年均濃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十三五規劃也將大氣污染治理作為重要目標，要求“加強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實施大氣污染防治重點地區氣化工程，細顆粒物濃度下降25%以上。”在十三五的25項主要指標中設立了兩項與空氣質量相關的指標，要求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比例需達到80%以上，PM2.5未達標地級及以上城市濃度下降18%。
在2013年行動計劃落地后也繼續出臺了一系列大氣污染治理方面的政策文件，從總量目標逐步細化到分解目標，執行階段則是落實在各省市的地方政府層面，大氣污染問題較為嚴重的省市成為重點關注對象。地方政府需要思考穩增長、保就業與大氣污染治理之間的平衡問題：霧霾治理是否會影響GDP增長？
霧霾治理對GDP的影響相對有限。在大氣污染治理成為重要的約束性政策要求后，穩增長與藍天保衛戰之間的“矛盾”成為關注重點。結合十三五規劃，我們一般使用兩個數據觀察空氣質量，一是全國細顆粒物（PM2.5）未達標地級及以上城市濃度，二是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率。
不論是總體還是結構上都能看到我國大氣污染治理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并未導致GDP出現大幅下降。首先，2015年以來大氣污染物排放顯著下降，全國細顆粒物（PM2.5）未達標地級及以上城市濃度中未達標是指年均PM 2.5排放量超過35ug/立方米，根據我們對超過300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PM2.5濃度數據計算，2015年至2019年，未達標城市的年均濃度分別為60.2、51.8、52.5、49.4和48.5。相比污染物排放量，同期實際GDP、工業增加值等仍保持著較強的增長韌性，環保減排對增長的影響有限，也說明經濟增長可以承受環保措施帶來的負面影響。
此外，從各省市角度來看，以北京、天津及河北為例，2015年后PM 2.5年度排放量顯著下降，但名義GDP等經濟增長指標并未出現顯著變化，PM2.5和名義GDP同比的相關性不足20%也能印證。我們認為主因可能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霧霾治理更多影響行業競爭結構，具備低能耗高能效生產能力的企業相對受益，搶占產能份額增加生產；另一方面競爭力較強的企業本身就有符合環保標準的設備儲備，只是因為成本高、排放限制條件不嚴等因素沒有將這類設備投入使用。
2017年Q3環保限產對經濟增長影響有限
2017年環保限產相當于一個外生沖擊，對經濟影響有限。主因在于經濟相對景氣，經濟景氣來源于出口、地產、基建、制造業共振。
2017年8月環保部發布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7年至2018年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要求 2017 年 10 月至2018 年 3 月期間，京津冀大氣污染傳輸通道城市（2+26） PM2.5平均濃度同比下降15%以上，重污染天數同比下降15%以上。采取的相關措施包括加快散煤污染綜合治理；提前完成化解產能過剩任務，如河北、河南、山東壓減鋼鐵、焦炭、平板玻璃等，鋼鐵、建材、有色、大宗物料實施錯峰生產或運輸。
2017年三四季度為防治污染所進行的產能壓減、錯峰生產對相關行業的生產具有一定的負面沖擊影響，非金屬礦物制品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在2017年三、四季度增加值增速較為顯著地下滑，部分行業負增長。但對整體工業而言負面影響較小，其原因在于其他的制造業景氣度較高，尤其是技術水平相對較高的行業，例如通信設備、計算機通信、電子信息、電子器件等行業保持較高增長。
環保限產對2017年三四季度GDP影響有限。從支出法GDP的角度看，其中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GDP的拉動回升，資本形成總額保持平穩，消費拉動略有不足。我國出口的回升主要源于國際大宗商品漲價，使得資源國受益，推動外需提升。而在環保限產，加速淘汰過剩產能時，制造業投資確實受到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但由于當時基建保持較強增速，房地產投資有所回暖，故而形成對沖。
因此，綜合生產端與需求端兩方面來看，2017年環保限產對當時的GDP負面影響較為有限。
三大攻堅戰布局環保，并非影響經濟主因
十九大報告明確三大攻堅戰是我國2020年前的重要目標。2017年10月18日，****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
作為三大攻堅戰的重要內容，2018年至2020年，我國進行污染防治主要落實在國土資源利用、環境治理、資源節約等方面，具體側重大氣治理、水污染治理、土地污染、生態保護。
大氣污染方面要堅決打贏藍天保衛戰，要求全國細顆粒物（PM2.5）未達標地級及以上城市濃度比2015年下降18%以上、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率達到80%以上；重點加強工業企業大氣污染治理，降低揮發性有機物排放總量；有效應對污染天氣，重點區域采暖季節，對鋼鐵、焦化、建材、鑄造、電解鋁、化工等重點行業企業實施錯峰生。
扎實推進凈土保衛戰、著力打好碧水保衛戰。要求劣質水比例低于5%；土地污染要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達到90%左右、污染地塊安全利用率達到90%以上。重點落實水源地保護、長江生態修復、城市黑臭水治理、土地污染管控、垃圾分類和固體廢物污染等措施。
生態保護和綠色發展方面則強調森林覆蓋率需達到23.04%以上，促進循環綠色低碳發展，推進能源資源的節約發展，倡導綠色生活。
三大攻堅戰期間，環保因素對經濟負面影響有限。2018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面臨諸多挑戰，外部面臨中美大國博弈框架下的貿易摩擦擾動，內部有緊貨幣環境下防風險去杠桿引致的信用收縮壓力，我國積極通過貨幣政策及財政政策進行應對，盡力實現內外部的基本平衡，保障我國經濟平穩增長。
2018年至2019年間，特朗普高舉美國優先大旗對我國加征關稅，中美經貿摩擦對出口、投資意愿等方面的利空導致經濟基本面承壓，同時國內為推進防風險，在緊貨幣環境下實施去杠桿的政策導致出現了一定的信用收縮特征，經濟內生增長動力受到擾動，汽車購置稅減半、大規模基建投資、棚改貨幣化等前期需求側政策在此期間的逐步退出也有影響。
綜合來看，作為三大攻堅戰之一的環保治理，并未對經濟增長造成較大影響，中美博弈和信用收縮是核心致因。
高質量發展實現了環保與增長的辯證統一
我國此前粗獷型的增長模式，具有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特點。第一，據世界銀行數據，截至2014年我國單位能耗GDP產出不及美國的三分之二，日本的二分之一。第二，我國二氧化碳排放規模在21世紀初以來大幅抬升，先后于2003年、2005年超過日本和美國，并保持較高的增長態勢。第三，我國過去粗獷型的增長模式在帶來GDP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形成較高的污染，例如我國大氣污染嚴重，空氣中可吸入顆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含量長期處于較高水平。
我國過去粗獷型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國高能耗的本質是能源利用效率不足，隨著生產規模擴大，高能耗模式對能源需求量會大幅增加，將提高相關資源價格，擠壓企業利潤空間；第二，環境污染對人體健康有害，會損害勞動力要素質量；第三，隨著我國勞動成本的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不足的企業必然面臨競爭力下降的困境，來自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壓力將增大。因此，一方面我國亟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整經濟發展模式，進行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過去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行業也需要通過改良技術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如此才能形成可持續增長。
高污染高排放對應的行業主要是鋼鐵、有色、化工、非金屬礦物制造業等。根據環保部2017年11月印發的《重點排污單位名錄管理規定（試行）》，高耗能高污染細分行業包括：火力發電、熱力生產和熱電聯產，有水泥熟料生產的水泥制造業，有燒結、球團、煉鐵工藝的鋼鐵冶煉業，有色金屬冶煉，石油煉制加工，煉焦，陶瓷，平板玻璃制造，化工，制藥，煤化工，表面涂裝，包裝印刷業等行業。其對應的行業大類主要包括：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等。
在碳排放方面，我國碳排放前五大行業分別為：生產和供應的電力、蒸汽和熱水，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非金屬礦產、運輸、倉儲，郵電服務，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截至2017年這五大行業占碳排放量的比重近85%。
從我國對可持續理念的認識和實踐的歷史來看，曾面臨較為突出的促增長和保環境的矛盾。
第一，我國對環境保護、可持續理念的認識較早。我國對國內環境保護問題的關注始于1970年代，與國際社會開始呼吁環境保護重要性的時間點較為接近。1960年代，可持續發展的概念被首次提出。1962年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出版，環保主義者開始辯論經濟增長對環境的影響。1972年，周恩來總理派團參加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開始認識到環境問題的嚴峻性。1996年3月，“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首次將可持續發展戰略納入國家規劃。
第二，但是在對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的實踐中起步較晚。這一方面是由于我國當時仍處于亟需構建完整的工業化體系的階段，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工業體系建立初期，污染也較為嚴重。另一方面我國處于以傳統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工業為經濟增長主體的階段，同時我國在融入世界貿易的過程中，由于水平較低，只能承接能耗、污染較高的產業。這就使得我國面臨較突出的促增長和保環境的矛盾。
我國對環境保護的大范圍推進開始于2013年，在2017年至2020年的三大攻堅戰中進一步強化。2013年9月12日，《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由國務院正式發布。“行動計劃”提出，經過五年努力，使全國空氣質量總體改善，重污染天氣較大幅度減少；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空氣質量明顯好轉。力爭再用五年或更長時間，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氣，全國空氣質量明顯改善。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此后，污染防治成為歷年政府工作的重要內容。
近年來我國對環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大幅提升，保護環境所涉領域加速推進，從大氣污染、水污染的治理進一步轉向碳中和、碳達峰。這部分原因在于我國污染情況急速惡化，例如2013年空氣污染程度大幅攀升，污染治理要求十分迫切。我們認為，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結構的轉型使得過去促增長與保環境間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化解，使得我國對污染治理、碳中和碳達峰的掣肘減少，進而加快我國對碳中和碳達峰的觀念發生根本性轉變。
在我國三大攻堅戰的推進的同時，高質量發展的經濟轉型方向也愈加清晰。2017年，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首次提出“高質量發展”表述，表明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為新時代下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2020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
在向高質量轉型的發展過程中，高質量發展的生產特征使得污染排放減弱，使得環保實現所面臨的矛盾得以化解，進一步促進可持續增長。第一，當前我國已建成世界上最齊全的工業生產體系，核心短板關鍵在卡脖子技術，而這些技術關鍵在于研發，相應的污染排放較小。第二，鋼鐵、化工等高污染行業在過去的發展中已形成巨大的產能，當前處于化解過剩、淘汰落后產能、技術改造階段。第三，隨著經濟結構轉型，我國高能耗高污染行業在GDP中的比重由升轉降，對這些行業的產能壓減以及技術改造并不會對GDP形成過大的負面沖擊。第四，近年來我國在清潔能源領域（如光伏、風能、核能）的產能具有較大的發展，同時對于傳統化石能源的替代需求也較為迫切。在此基礎上，我國進行環境治理、碳中和碳達峰的決心更為堅定，在實踐上也將更為堅決。
未來：頂層設計淡化經濟增長，主動降低GDP增長目標
政策頂層設計中逐步淡化經濟增長目標。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要求，十四五期間“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各年度視情提出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高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城鎮調查失業率控制在5.5%以內，物價水平保持總體平穩，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可以看到，與“十三五”時期相比，并未對GDP增速目標給出明確的數值，我們認為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型的過程中，十四五期間更為注重就業目標而非經濟增長，對經濟增速的追求將逐漸弱化。
2035遠景規劃隱含主動降低經濟增長目標。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我國2035年遠景目標中，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我們根據這一指標初步測算，我國未來15年的實際經濟增長目標在4.5%-4.7%，顯著低于十二五、十三五時期的經濟增長目標。
我們認為，未來政策的頂成設計對增長目標的淡化有較強意義，符合積極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政策思路，對增長質量、可持續發展等方向更為重視，也印證了對碳中和理念的理解發生了本質性變化。
